回顾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量文学社团及其刊物的涌现，为作家诗人的成长、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文学思潮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譬如《小说月报》之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之于创造社，《晨报》副刊“诗镌”之于新月诗派。作为西部文学的重要阵地之一，《青海湖》文学月刊自1955年创刊以来，培养了大批本土作家诗人，省外名家的诸多作品也曾刊发于此，并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实绩。纵观过往，一份文学刊物的生命力往往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有关，也跟主编的编辑思想和风格紧密相连。近七十年的坚守与延续，使得《青海湖》这份文学刊物愈发凸显开阔与厚重的一面，特别是2024年改版以来，高品质的文本与极具开合度的文学视野成为其编选文稿的基本立场。在注重文化传统和地域创作的同时，刊物紧跟时代步伐，深切关注当下，以审美和哲思的综合性探求为标高，从多重视角切入生活，触摸文字内核，在为读者提供高质量作品的同时，培育和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这一年的《青海湖》在静默中迎来了新变，可用“开阔”“大气”和“诗性”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整体风貌。栏目的全新设置，关注前辈作家、扶植和鼓励文学新人，搭建地域创作与文坛前沿的对话桥梁，拓展文学创作与文化寻根的内在联系……这些努力的方向和实践的勇气，最终使《青海湖》走上了新的航向，呈现出鲜明的青藏气质、诗性表达和时代精神。

　　一

　　在网络短视频与各种融媒体异常活跃的当下，读者的阅读时间与审美体验极易被无序切割，零碎而芜杂的阅读体验难以满足其真正的精神需求。在这种境况下，纸质文学刊物无疑成为整合文化资源、推介优质作品、彰显文学气质的最佳媒介。一般而言，文学刊物的气质属于多维概念，往往与刊物的编辑理念，栏目的设置、内容的选择和审美的整体视角有关。翻阅这一年的《青海湖》文学月刊，给人的首要阅读体验是——素雅中隐含着一种特别的“重力”。

　　简洁的封面设计、封二马钧先生主持的画作欣赏系列作品以及封三刘晓林先生撰写的“青海微文学史”，加之主编郭建强先生别致的卷首语，如品香茗，如赏初雪，一股清雅之气自刊物散发开来，此为其素雅的一面。而我感受到的“重力”，毫无疑问来自“开篇”“完成度”“夏里胡拉的光阴”等几个颇具分量的栏目。

　　“开篇”栏目站位高远，眼光独具，既关注到宏观层面的现实变动，又重视了经典与当下的联系。《昌耀未刊稿（二题）》为刊物首发，编者发现了诗人字迹漫漶的手稿，由专业人士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辨认和录入，由此，这份颇具史料学价值的文稿得以面世，诚如编者所言，“此次编辑称得上一次昌耀文稿勘探的重要收获”，在昌耀研究者中引起不小轰动。徐敬亚的《海子十论》和陈仲义的《短诗的“分子式”结构与长诗的高分子“团簇”》，直面诗歌现场，剖析诗人创作实绩及现实困境，进而指出当代诗歌得失，这样的评述本身带有时间与文字的厚重感。海男的《麦秸色》交织着回忆、体验和眺望，多重的场景、细节和精神的跃动，在多变而和谐的音色中，在斑斓而清越的色块中，展现着身体、心理、大地同构的肌理，拓深了“荏苒在衣”的意涵。远洋的《斯奈德诗歌与中国精神》探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及创造性转换，奠定了诗人的现代生态思想和生态诗学。张光昕的《目光的拓扑——昌耀诗歌的视觉分析（1985—2000）》，对昌耀诗歌展开了深度分析，指出诗人“在美的凝视中接近终极之喜”的前提和缘由。《王文泸小品文集腋》融性情、趣味及责任为一炉，在文字的形制、风采和质地方面体现出别样的匠心和品质。朱秀海的《荒原之役》塑造了一位与邪恶搏斗不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战斗者形象——“生生大德”的维护者，其情感、行动和精神有着高山般的伟岸与稳重。索南才让的《下一刻遥远》通过记忆和现实摩擦弥荡的回音和涟漪，对草原生活秩序和生命状态做出了生动描摹。杨志军的《沉入大河的底层默默滚动》，激情澎湃，滚烫如诗，以深沉的文学之悟、哲学之思，指出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认为理想主义意味着“不仅要有人的理想，还要做一个理想的人”。《在文学思考中照见彼此》记录了阿来和龙仁青之间的书信往来，两位创作卓著的作家在平常的问候之中畅谈文学，颇见文心。李万华的《秋夜、细雨和烛光》带领读者自由穿梭于自然和书籍之中，开阔而又舒缓的叙述节奏，使人感到心灵与文字的关联如此熨帖，着实令人沉醉。可以说，名家名篇构成了这一栏目的主要内容，作品蕴含的光芒自书页投射出来，映亮文字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开篇”奠定了这份刊物厚实的底色，“完成度”栏目的创设无疑为这份厚实增加了情感的重力和暖色的砝码——关注老作家的创作，并配以访谈和长评，既是对作家创作生涯的回顾，又包含对前辈作家的致敬之意。王文泸先生的短篇小说《流星》，访谈《小说生涯从德令哈开始》和评论文章《移民青海的本土叙事和人文追问》，为读者还原了作为采编、报人、散文家和小说家的整体形象，访谈中的王文泸先生展现出的广博见识和极具个性的判断力给人极深的印象，“我在语言文字上对自己比较苛求，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提法印证了其作品凝练、干净的基本面相。同样有过多种工作身份的王贵如先生，在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展现出扎实的写作能力，就《大墙两边人家》而言，作品的细节、场景、推演非常洗练，作品的构思和语言功力值得青年作者学习。这期的访谈者与被访者身份较为特别，诚如编者所言，作家父女俩的精彩对谈“见生活，见文学，见友朋，见性情，丰富而结实”，虽然“须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的精神状态令人激赏。访谈《我的文学之旅从大西北起步》和评论《时代烙印、高原特色与如火赤诚——阎瑶莲其人其文的三种纬度》重现了青海当代文学开创者之一的阎瑶莲女士的精神形貌——在新中国灿烂阳光照耀的文苑，心无旁骛，埋头躬耕，整整70载，令人钦敬。格桑多杰先生和白渔先生都是享誉诗坛的重要诗人，学者孔占芳认为格桑多杰诗歌的创作价值在于其奠基性、开拓性和庄严性，评论家刘晓林认为“白渔的写作几乎贯穿了青海当代诗歌的全部历史，处于诗歌现场，仿佛一株挺立在青海高地的枝叶繁茂、生机勃勃的大树，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位现象级诗人”。这样的评述无疑彰显了诗人的创作价值，实质上也体现出《青海湖》所追求的作品质量以及因之获得的刊物分量。回看井石先生的小说《蔫三爷》，论说当年的河湟文学，水理漩洑，所谈内容虽为一段文学过往，实质在探讨今天的青海文学如何跟进时代，创造出与主流文坛对话的诸多可能。有论者认为井石先生从创作实绩这个层面为“河湟文学流派”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河湟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小说家。这样的判断并不新鲜，却也指出了前辈作家之于青海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值得肯定的是，李羌、王丽一、唐涓、李皓等作家的访谈扎实、深入，可读性强，刘晓林、孔占芳、雪归等论者的评论有血有肉、评说有度。

　　“夏里胡拉的光阴”是专门为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家古岳开辟的专栏，《老者冷青》《迁徙，往边缘或腹地》《山路浩荡》《他也成了一颗熟透的杏子》《甘沟，甘果，嘎玛隆》《山前山后的树》等篇什，集中显示了一种具有时空、地域、文化特点的关于生、生存和生命的理性认知与表达，格调严肃而厚重。

　　在我看来，由上述“合力”形成的“分量”恰好是这份刊物青藏气质的有力体现——结实、厚实、朴实。正如诗人格桑多杰在访谈中所言：“作为雪域高原的歌者，我自觉匍匐于故乡丰饶的土壤，深情地赞美家乡的山山水水，并将自己的诗歌指向生命的可能，与人民心心相息、与时代心心相印，所以我的诗歌即便是离开了某种特定的年代，依然有沉甸甸的分量。”歌者离不开高原，离不开脚下的雪山大地。也就是说，每个脚踏实地的人，在成就这份刊物的同时，也用文字深深拥抱了自己。

　　二

　　《青海湖》体现出的青藏气质，实质上还表现为多元性与包容性，这种气质类型的形成与多元一体的青海文化不无关联，而这种关系的表达，无论在作家诗人身上，还是在刊物的呈现方式上，均显现出一种朴素的诗意。

　　2024年，刊物在总体设计上有了几个重大变化，卷首语、封面、排版、选文侧重都与以往不同，编辑的巧思使得刊物更具文气，美观性与实用性的恰当结合，明显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相较于以往，这一年的《青海湖》显得诗意而节制。这种“篇幅的节制”和“诗意的张力”首先体现在“卷首语”部分，每期都由主编郭建强负责撰写，篇幅短小精悍，作为每期的主旨概括和内容指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卷首语的题目均出自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俱道适往，着手成春”“若是天放，如是得之”“雾余水畔，红杏在林”这些句子在提点每期文章要旨的同时，为刊物增添了一份古典韵味。在内容上，卷首语将抒情和表意相结合，切入角度准确、细致，语言风格更加质朴，美而有力，与刊物整体形成呼应。

　　这种诗意的呈现于封面而言就是适当的“留白”以及画作品鉴和“微文学史”的展示。这一年的《青海湖》启用了封面、封二、封三各有侧重、彼此关联的“互补式”设计思路。封一沿用往年的白色背景，但在纸张的材质上，选择了素纹白底铜版卡纸，提升了封面的质感。封面插图由颇有名气的杨敬华先生操刀设计，每一幅封面图由Chat GPT生成，构图紧跟时代潮流，色彩基调以干净、素雅为主，契合每一期的选文风格。封面底部增加了预览模块，选取四至五个栏目的主推作者和标题展示，读者能快速了解刊物内容，这样的设计无疑增强了刊物的吸引力。封二沿用以往的优秀画作展示，但增加了马钧先生的微评，有了专业人士的导引，读者可以较为轻松地欣赏这些精妙的视觉艺术。封三为每期刊物的最后一页，由评论家刘晓林先生主持，此页图文并茂，可视为青海当代文学史的微型展览。

　　刊物内页排版设计上，采用清晰明了的模块化排版，且在左侧页的左上角增加了刊名，加强视觉识别的同时也加深了品牌印象。右侧页右上角增加了模块和篇目内容的提示标，方便读者快速定位和查找。

　　由表及里，刊物的诗意表达更多集中在栏目主题和作品的内核方面。分析“叙事”栏目，不难发现“文化寻根”应该是这一年诸多小说的共同主题，共有36篇小说亮相于此。这些作品多以青海高原文化为故事背景，展现出较为浓厚的地域风情，在呈现“边地话语”的同时，努力探寻一种处于失衡和均衡、秩序与失序、愿望与欲望之间的“生活真实”。如江洋才让的《朵俄效应》、马金莲的《坐在石头上》、赵有年的《雷殇》、曹建川的《我们一起去哈拉湖》、秋加才仁的《阿舅吾雍有酒》、马玉珍的《哦，下雪了》、占巴的《玛曲牧人》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在公众平台获得了较高的阅读量。散文栏目“人间笔记”先后刊发了陈继明的《调动回忆》、马海轶的《我和我的侄子（三题）》、张旻的《听见鹰叫》、李万华的《南方北方》、朱青芬的《记忆博物馆里的老物件》、王威廉的《贾平凹印象（外一篇）》等优质作品，其中阿贝尔的《阿尼玛卿日记》充盈着地理文化志的意味，王海燕的《东城笔记》则以平实恬淡的笔触展开了一幅高原城区日常生活图景。

　　诗歌方面，一种经时间沉淀后的厚重和清亮成为这一年《青海湖》所出诗歌的主要脉象。“七零后诗展”以代际为划分依据，为创作相对成熟的七零后诗人开辟的专栏，栏目采取了作品和评议双线并行的模式，给读者带来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体验。马骅、胡续冬、巫昂、蒋浩、姜涛、轩辕轼轲、王敖、沈浩波、倪湛舸、泉子、江非等代表性诗人拿出了各自的新作，栏目主持人胡亮深谙诸位诗人的创作特色，对每一期诗人诗作做了精心评议，见性情，亦见高度。“风雅”栏目以刊发组诗为主，臧棣、沈苇、莫非、王自亮、张曙光、原上草、撒玛尔罕、洛嘉才让、董明、陈劲松、那萨、清香等诗人以不断掘进的姿态展开关于生命和存在的深思，诗人笔下的阳光、星星、时间、草木、村落等物象都有了自己的生命曲线。其中，莫非的《博物学家的树》以15种树作为切入点，从树的维度观照生活，让人耳目一新；王自亮的《青海诗章》从历史地理演进的角度书写青藏高原，奔腾旷远之势似要冲出纸面。历经沉淀后的优雅和从容构成了2024年《青海湖》所刊诗歌的节制与从容、新奇与洒脱。

　　可以说，2024年的《青海湖》比以往更为丰富，这种丰富不仅表现在栏目设置方面，更多来自写作群体本身——无论是作者的年龄、性别、民族、身份，还是作品审美的总体选择倾向，刊物对各个类型的均衡和侧重达到了新的平衡，最终呈现各出其彩的新景观。从作者的年龄要素来看，这一年的《青海湖》更加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张旻、绿木、牧白、望禾、央北、祁小鹿、马小丽、刘玮、马索里么等青年作家的创作无疑为刊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创作群体的比重几乎占到了整个刊物作家群体的50%，他们鲜活、灵动的叙写与风格多样的创作有助于推动青海文学生态的丰富性和多元化。“人间笔记”栏目更加倚重写作的中坚力量，陈继明、马海轶、王海燕、王威廉、舒洁、李万华、周存云、贾文清、李丹崖、李霞等成名作家为读者带来了大批佳作。“完成度”栏目专发青海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并附有相关的评论或最新访谈，因前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也就是说，当2024年的《青海湖》出刊后，读者会发现老中青三代创作者的作品共同出现在刊物上，可以理解为经验与创新的融合，主题和风格的多样化促成了代际对话，这样的编辑理念既能保护文学传统，又能推动文学的创新发展，满足读者对文学作品多样化的需求，巩固持续发展的创作生态。

　　这一年，“性别叙事”成为刊物诗意表达的另一个侧面。从性别占比来看，女性创作者约占作家总体的40%。李静、颜珂、嘉木在各自的短篇小说中呈现出女性作家细腻入微的叙事魅力，李万华、朱青芬、张浅潜重在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生命的体悟，女性创作者往往能够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常见的主题因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而具有了别样的意蕴，从而为读者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上述作家作品的出现，必将提升这一群体在文学界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也能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创作和表达自己，这一举措有助于打破传统性别模式，推动社会向更加平等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刊物社会责任感的部分体现。

　　多元一体的民族叙事也是刊物诗意表达的重要方面。2024年，少数民族作家占了《青海湖》作者群体整体比例的40%，体现了刊物对创作群体民族多样性的重视。藏族作家阿来、江洋才让、扎西才让、龙本才让、秋加才仁、才旦、洛嘉才让、格桑多杰，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回族作家马金莲、马玉珍、马文秀，撒拉族诗人撒玛尔罕、马索里么等人的作品类型丰富、风格各异，赋予了刊物独特的民族风情。须得承认，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带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体验，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创作传统，为读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学经验，这些作品在展现民族文化内蕴的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美美与共大好局面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这里面强调的是文艺与时代的整体关系，即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兴盛与衰落，都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必将对文学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纵览2024年的《青海湖》，不难发现，刊物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聚焦更多体现在个性化的维度——对话当下，视听世界。

　　卡萨诺瓦认为文学与现实世界一样，有着“中心”与“边缘”、“首都”与边疆的空间区分，而且这种区分并不完全与世界的政治版图相吻合。文学空间构建了一个现在，从它出发，所有的位置都将会被衡量。于是，“对话”成了一种主要的构筑形式，刊物中的诗歌、小说可看作是作者与自身和读者的单向对话，而“圆桌”则是一群人之间的对话。这种更为敞开的对话形式与时代的声音与当下的变化紧密相连。第2期的“圆桌”对话中，主持人龙仁青邀请祁发慧、马海轶、郭建强、李皓等作家评论家，对拉华加的电影新作《千里送鹤》展开讨论，嘉宾们从儿童电影、藏语电影、生态电影等方面做了探讨，认为这是一部与成长、飞翔和梦想有关的电影，具有文化和时代的共性。第4期的“圆桌”话题是青海自然文学书写与生态地位的对位关系，仍由龙仁青主持，提出了“青海为什么需要自然文学书写”“青海自然文学书写面临的困难”“青海自然文学书写要做的突围”“作家自身如何解决书写中的问题”等重要论题，韩强、马钧、马海轶、郭建强、唐涓、王丽一、冯晓燕、董得红、王伟、那萨、张志梅、西月、张旻等多位作家参与了对话。毋庸置疑，青海的生态地位得以确立及青海自然文学书写的意义所在，与时代精神的阐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圆桌”对谈的文本形式更趋生活化，也更能贴近读者的思考和感悟，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

　　与多人“共话”的“圆桌”并存的栏目是极具个人见地的“谈艺录”，二者的共性在于对艺术或文学问题做出必要的追问和精当的评析，以期加固文学与时代的关联度。第3期的武歆在《黎明时分的秋千——关于推理的无限遥想》中提出，突如其来的直觉必与行为、阅读、思考以及创作冲动有关，而时代则是更大的关联性因素。第8期刊发了林莽先生的《浅草才能没马蹄——关于艺术的读写笔记》和赵秋玲女士的《重读〈瓦尔登湖〉》，前者意在解读“艺术的慢变因素”；后者则揭示了生活与理想的内在联系，即“怎样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第10期的“谈艺录”栏目以小辑的方式，推出作家程枫先生、杨志军文学研究专家张薇女士和评论家冯晓燕女士的评论文章，编者明言——新读、细读、深读这部涵摄青海当代史和青海自然文化资源的文学巨著，可以勾描文学青海所展示的生活、时代、精神之美。

　　“圆桌”之外亦有“声响”。2024年《青海湖》开设的“视听世界”栏目，将曲艺、音乐和电影都纳入评赏范围，显现出较大的艺术“开合度”。第4期府之的《一代平弦人 一生青海情——记青海著名平弦戏演员、曲艺家李义安》，第6期王十梅的《郭彦华的歌唱之路》，第11期王祥奎的《音传青海湖 乐奏三江源——记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海龙》等纪实文章，把声音带进文学，形成了较为新颖的“听觉叙事”，这应该是《青海湖》的又一个闪光点。韦尔施认为，“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继续存在，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有论者提出，听觉文化是“充满理解、含蓄、共生、接纳、开放、宽容”的，它能够加深我们对他人和自然的关怀，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思想形式。文学作品在广播、电视等听觉技术的推动下，有了更多的受众，甚至可以改变一部作品的命运，形成一种“听觉共同体”。

　　“芬芳的光影”栏目专门刊发高质量的影评，詹斌先生因之成为栏目固定撰稿人。2024年，共有6期“光影推文”，具体篇目为《被风刮过的故乡——万玛才旦的电影》《道德困境与个体生命的伦理叙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在时间的痕迹中——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风知道自己吹向哪里——电影〈回西藏〉的叙事特点及理解》《社会变迁、时代记忆与现实主义——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话痨”：爱情的行为艺术——关于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爱在〉三部曲》，所选影片大多贴合青海文化土壤，也有关涉个人情感、生存困境关系紧密的类型。漫步于文学和电影之间，这也是记录时代、深刻理解时代的重要方式。

　　从“圆桌”到“谈艺录”再到“视听世界”，通过这种多样化的表达，《青海湖》将敏锐捕捉到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新变化及时传递给读者，真实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与触摸时代脉搏的重要窗口。

　　总而言之，多种叙述角度和题材的选取，极大地丰富了2024年《青海湖》的文本内容和艺术形式，读者任选一个角度即可步入其中，感受文艺的精妙，体会时代的变化。周颐说：“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在地区和民族交流交往愈加频繁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简单地用地域来区分自身的文化属性，而正是在这种“多变”之中，我们用自身的经历加深对文学的体察，在文学中增进自我认知，体验“他者”生活，在更高的审美追求中，探究世界与文学的关系。都说“文学是思想的火种”“人生的灯塔”，然而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所以文学要“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文学期刊承载着传播文学成果、艺术价值和精神指向的重要使命，在繁荣和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故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细微的变化开始变作厚重的沉淀时，《青海湖》必定持有其作为西部文学高地的充裕资质。